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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彦冲在曹广弼的丧事之后便回到塘沽，这时已是一六八五年年中。萧铁奴在西北缓过了气，重新发动了对中兴府的围攻，而刘锜亦已打通了兰州到凉州的道路，自此甘陇丝路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的掌控之中。

    刘锜在西北的大捷传到塘沽时，杨应麒也颁布了年度减税令，新一轮调整中商税在增增减减中总额削减了将近两成，农业税收则继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与民休养生息。

    在折彦冲凯旋以后，几乎所有的商人都认为大汉已经天下无敌了，整个北面边疆基本已无大患，南边的弼显然也很难对汉政权构成大威胁，而赵宋虽然强大，但赵构蔫惯了，所以大家心里也不怎么把宋室作为一个强势势力。用萧铁奴的话来说，那就是：“现在只准我们打别人，不准别人打我们了！”

    因此杨应麒一减税，商人们就知道政府暂时不打算发动大规模的扩张了，在“不准别人打我们”的情况下，汉廷不主动挑战就意味着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治将会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海路东到日本、高丽、率宾府，南到麻逸、渤泥都已经畅通无阻，陆路则东北到混同江入海口，正北到漠北龙城，西北经甘陇丝路到回鹘都已全线沟通，数十万汉军上千座兵站驻扎在几大交通干道上，保卫着这些交通大动脉的安全。脚下有如此通达之商路，头顶又有百年不遇的商贸鼓励政策，加上政治上的稳定，三下里一凑合，整个大汉的经济活力便又蓬勃发展起来。

    但就在这时，南边传来了一件让部分商人感到忧心的大事：汴梁被岳飞攻克了！宗弼**而死，尸骨无存。杨开远趁机进军，拔除掉宗弼在黄河沿岸的所有据点，但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为宋军所占据。汉宋大军隔着黄河南北对峙，但彼此却都不敢妄动，只是分别飞报中枢请旨。

    建康方面收到消息后，宫门内外却是两番大不相同的心情！外面是士子、学生们的满城欢呼，家家都在燃炮竹敲锣鼓庆祝收复故都，甚至有人建议迁都回汴梁！但宫内赵构和他的宰相们却忧心忡忡，担心这样一来会刺激得折彦冲一怒南下。对于岳飞进军过于“激烈”，赵构内心其实是不满的。不过士气如此之旺、民心如此之热，而收复汴梁确实也是大功一件，所以赵构也不得不顺应士心民心，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

    对内的问题暂时还好办，可对外的问题却为难了。以当前的形势，若是按照以前和欧阳适的口头承诺将由岳飞恢复的部分河南领土割让给大汉，恐怕难以向国人和边疆将士交代，但若是不割，赵构又怕会激怒折彦冲。

    秦桧是割地派，认为汴梁虽为故都，但河南残破已久，加上开封如今就在边境上，已不可能再作都城，以数州残破之地得罪北朝暴君，实在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赵鼎则是强硬派，他认为汉军虽然强大，但汉廷眼下国库空虚，而且西夏都城又还没有攻克，折彦冲就算想要发兵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否则杨开远不会等到宗弼主力瓦解才南下捡便宜，而必会趁着宋军尚未完胜而戮力南下与宋军争夺汴梁。但如今杨开远既选择前者，则汉廷之虚弱可想而知，既然北朝是外强中干，大宋何必抢着低头？

    两个重臣的话赵构都觉得有理，眼下情势尚未告急，所以赵构便不愿就此割地，但要让他和折彦冲对着干他又觉得太过冒险，两相权衡之下，最后他决定火速派遣重臣北上，希望能以增加岁币来缓和南北的关系。

    赵鼎闻言慌忙进谏，认为折彦冲若是有力南下那增加岁币也绝不可能满足他的胃口，若是折彦冲无力南下又何必怕他？他以为大宋的当务之急是对内修整兵甲，训练士卒，增筑边防，以拉近宋军和汉军战斗力的差距。又认为眼前汉廷既为财政所困，便当力攻其短处，若折彦冲发怒绝交，大宋正好趁机断其岁币、榷场，出水师扰乱其东海商路，这样一来汉廷的财政问题势必雪上加霜，到时候就算不能兵不血刃而瓦解汉政权，至少也能大大削弱汉廷的经济实力，延缓北师南下的时间。不过赵构最后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依然派大臣北上献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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