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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彦冲登基后的几个月里，正式确定燕京为建都之地，燕京道改名京畿路，统辖范围包括旧辽南京道以及中京道的一部分。不过，由于燕京城池已颇残破，所以暂时只是作为军事中心，而距离燕京甚近的塘沽，便成为汉廷的临时行政中心。

    京畿路确立以后，又重新划定各大行政区，其中东北分为南北两路，北部为安东北路，首府为黄龙，南部为安东南路，首府为辽阳。榆关之内、京畿路之南又分为五路，分别是：山东路，首府济南；河东路，首府太原；原北宋永兴军路改名陕西路，首府长安；秦凤路仍因旧名，首府凤翔；河北东西路并为河北路，直隶于塘沽。海外诸岛又是另外一套管理制度，流求为中央直辖，麻逸设南洋都护府，统摄南洋诸岛。此外，又有津门、辽口、兰州、淮子口、洛阳五大直辖区，以及临夏（刘锜）、渭南（种彦崧）、晋北（曲端）、黄河（曹广弼）、鲁南（赵立）、东海（欧阳适）、渤海（阿鲁蛮）七大军区。

    各行政区中，又以安东南路与河北路为京畿之两翼。

    在这个时代，由于人为造成的黄河改道没有发生，河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大致良好——至少比杨应麒印象中要强得多。数百万的人口，对这个地区的生态并不算很重的压力，众多的水泽与河流，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与河北平原相比，辽河流域的经济政治早已走上了轨道。这十几年来河北屡经战火和恶政的轮流摧残，但这个地区毕竟是华夏故地，根底极为深厚，一旦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整个地区的重建和崛起便显得非常快。陈正汇预期：只需要三年，河北就能赶上辽东，只需五年，河北就能超越辽东。

    陈正汇的这种乐观，部分出于理性的考量，也有部分是被当前河北东西路一片大好形势所影响——当然，这种大好形势是就总体而言。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或是一些受战火摧残尤为严重的地区，许多事情依然显得非常棘手。其中，真定、中山一带的吏治民生尤其遭人诟病。

    这一带的官吏，是汉军重将曲端在去年北进时降官刘萼所表，官吏都是陈腐的旧派作风。如今曲端已徙太原，但刘萼却还留在真定，成为这片地区地方官吏的魁首。

    燕京平定以后，入汉之旧金、旧辽士子分为几派，其中一派直接依附韩昉，势力最大。另外一派是在燕京未下时就与塘沽的官员有了接触，入汉后也得到了任用，但没有前一派团结。最后一派，也就是由金入汉却又不为韩昉所重的，大多团结到了刘萼旗下。

    刘萼的父亲刘彦宗和韩昉颇有交情，韩昉当初在燕京未定之前也曾策略性地对刘萼示以拉拢，所以刘萼手里才会有韩昉的书信。但就个人好恶来说，韩昉却是看不起刘萼本人的，刘萼也知道这一点，这是他当初没有真正答应韩昉的原因之一。直到曲端开到真定城下，刘萼才晓得这选择没法再拖了。他识时务地归附了曲端，并得到了这位西北重将的支持，从此和汉部军方也套上了联系。

    刘萼等官吏所在的真定与中山，本身就是北宋时期的边疆大府。汉廷平定两河、一统秦晋之后，又成为燕京、塘沽通往太原甚至长安的必经之路。刘萼为韩昉所看不起，是因为他品性贪酷，但这样的人偏偏甚有经济头脑。他相准了真定、中山的地理位置，利用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和曲端的关系，打造出了一段和杨应麒构想中不甚一致却更加见效的商道来。在他的暗中操控下，太原与真定之间很快就形成了经济上的互动，这个地区的矿产——尤其是煤——源源不绝地沿着水陆两路进入塘沽，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取代了辽南，成为京畿道市场最大的矿产提供者。

    和这种经济上的崛起相一致的，真定、中山等地的赋税在前半年就上报中央，表示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税收任务，可以说真定、中山的民生虽然搞得很差，但官方财政却是河北第一。而由刘萼等官员所控制的商家更是在其中大发特发。

    刘萼不但生钱有路，而且用钱有道，他虽然贪婪，但也懂得如何才能长贪的道理。在他的领导下，真定、中山大小官员团结起来，交出了利润的一部分，一面笼络燕京、塘沽方面的大小官员，对韩昉尤其用心，一面结纳曲端，以求一个军方的后援。

    真定西北部地近五台，从这里延续到太原都是曲端所负责的防线——也就是汉军最重视的防线之一。曲端从陕西带到这里的兵将，在汉军的整个体系中算是军阀习性比较重的了。太原当初在曹广弼与虞琪的治理下秩序已相当稳固，政界商界以及地方士绅等各派势力大多与转守黄河的曹广弼、调入中央的虞琪关系不浅，曲端新来，不敢妄动他们，他部下兵将在此，颇有“客军”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刘萼的做法让武将们看到了一条财路，他所率领的文官集团利用曲端为首的武官集团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开采矿产，垄断商道；而武官集团也利用这条财路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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