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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室未退走之前，陕西在长安以东以北几乎全是金军的天下，在娄室退走之后、张浚尚未进入之前，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空挡，林翼带着一干经济人才迅速掌控了这片地区的商道，而军政大权则为张浚所得。对于这个结果，林翼大感痛惜，因为他知道在陕西这里没有得到军政大权，商道也没保障。他曾促请曹广弼调种彦崧入陕经营，但曹广弼考虑到现在正和金人开战，如果派兵进入陕西会刺激张浚和陕西本地的士人武人，激化汉宋之间的矛盾，因此没有答应。

    林翼也知道曹广弼的难处，便一改之前的想法，不与张浚争权夺利，而是借着筹集粮草的名头大搞舆论：一方面是宣传“华夏扩大会议”关于废除杂税重役的决意，一方面则是高举华夏大旗号召陕西士民响应汉部抗金。

    陕西临近西夏，熙宁以来连年用兵，道君皇帝登基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应付战争，许多税赋和杂役便都摊派到陕西人头上，厢军百姓负担都极重，所以关于废除杂税重役的呼吁对下层百姓很有吸引力，自长安以东有许多百姓在这种宣传下几乎都将汉部当作救星了。

    而在武风强悍又曾惨遭金人蹂躏的陕西呼吁抗金更是容易就得到士林与武将的支持。可以看出，林翼的这套手段是很杨应麒的，河东军分明是没有力量趁机入陕，但在林翼的宣传下却仿佛河东军是为了尊重陕人、尊重大宋而自谦于门外，这更博得了许多陕西士大夫的好感。

    折彦冲和宗颍在两个战场的大胜极大地鼓舞了在陕士民的士气，之前金兵威势最盛之时，凤翔、泾原以东全为金人所得，而西北地界又时时面临夏人的威胁而朝不保夕。但汉部大胜以后，不但娄室退出陕西，甚至夏人也变得老实了许多。林翼就是利用这两点进行宣传上的攻势，在陕西培养起了相当浓厚的亲汉氛围。

    在这种情形底下张浚还是能迅速控制陕西全境，亦可见他的手段非比寻常。不过他的这种控制也有其脆弱性。陕西的几方重将和张浚这个“外来户”实际上都有些心病。比如在陕东之李彦仙、泾原之曲端和夏边的刘锡便都对张浚的号令不甚服从。

    李彦仙所在的陕州地处中原入陕之要害，古函谷关与潼关都在其境内，宗翰曾两陷洛阳，娄室由河东直取长安，但就因为有李彦仙在这两大军势才没能连成一片。当金人声势最盛之时，李彦仙同时受东西两大军团的压力不但能且战且守，而且还曾渡河与金人战于蒲州、解州之间，晋西南沦陷地之民皆阳从金人而阴归彦仙，其得人心如此。曹广弼当初得晋州以后便不再南下一步，只是听任晋西南州县自防自守，那既是对李彦仙的尊重，也是对李彦仙的忌惮。

    而曲端之声威，较李彦仙更甚，这个从军队里一路爬滚起来的陕西名将在士兵中威望极高，也是靖康以后旧宋体系中寥寥几个敢正面迎战金军主力的将帅之一，泾原精兵之训练、娄室撒离喝之不能得全陕，曲端实有不可抹杀的功劳。不过曲端的性格与大宋体制格格不入，他不但逢事不能忍气吞声，而且对那些文臣上司尤其看不顺眼，要知道，武将“恃才凌物”乃是宋室家法中的大忌，所以曲端在仕途上的心情有多糟糕就可想而知了。偏偏曲端又和李彦仙一样，都是支持呼应汉部抗金的，曲端甚至希望张浚能准许他发兵威胁金国在陕北的边境，以牵金国之势。这样没有集团利害头脑、完全不符合赵构利益的主张自然不可能得到张浚的支持，甚至是触到了赵构的逆鳞。

    至于刘锡，他和张浚的心病说起来就更简单了——他是刘锜的哥哥，曹广弼的妻舅，这叫作为赵构心腹的张浚如何能不疑他呢？不过张浚毕竟是初到陕境，还需要借助这些人的威名，所以还不能以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将他们罢黜。

    华元一六八一年，二月，张浚在长安大会诸将，一时西北名臣宿将群集毕至，曾经沦陷的长安城霎时间变得热闹非凡。如今夏人未敢犯边，金人又被汉军挡住，自靖康以来，陕西从未有如此刻这般安全。所以虽为金人方去之后，市井却已经开始呈现出安宁甚至欢悦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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