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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将们的呼声越来越高，到后来甚至连文官们受到感染也跟着激动起来。是啊，该反攻了，该反攻了！汉民们沉寂得太久了，如果说汉部旧属的进取精神是出于扩张的野心，那中原文武出兵的热情就是出于报仇的**！

    当初折彦冲、杨应麒与曹广弼会面后，决定了先东北后燕云的策略，由杨开远切断辽西走廊，然后折彦冲以汉部主力对辽河流域发动大攻势，河东、塘沽和山东的兵势在这段期间主要负责牵制燕云的宗翰、宗辅，避免他们调兵救援老家会宁。只要会宁攻陷，那宗翰和宗辅都将成为丧家之犬，到时再以东北军势、中原军势如钳子般夹击燕云，女真的士气非崩溃不可！

    这个大战略本是新汉政权军方高层的共识。但东北方面的胜利来的太快，来得太大，中原方面的官吏和兵将受到鼓舞无不欢跃，认为中原军势也应该配合东北的胜利发动进攻！

    可是，事情有那么简单么？

    辽河流域的胜利看似轻易，其实却是集中了汉部大部分人力、物力才取得的成果，其中人力方面不但包括折彦冲所率领的战斗队伍，更包括杨应麒所率领的行政队伍、后勤队伍和情报队伍。可以说为了在东北取得大胜，汉部埋伏了多年的棋子全用上了，汉部高层的心力也都花在这上面了。

    中原方面的战斗队伍虽然没有调往东北，但战争的发动并不仅仅是战斗队伍本身的事情。新汉政权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作战，除了后勤配合能否做到像东北那样高效这一点很有疑问之外，还要顾忌太过惊人的军事成果影响了南宋、西夏的态度！

    这时新汉政权在中原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部，那就是曹广弼所领导的河东军、杨开远所领导的燕云军和以宗颍为领导的齐鲁军，以及十几支由这三大军区分别羁糜、还来不及整合进正规军队的义军。其中齐鲁军的内部情况又较河东、燕云军更为复杂，宗颍对齐鲁军的控制力最弱，如果没有汉部中枢的授权，宗颍是很难指挥得动刘锜和赵立的。

    可以说，新汉政权当前的内部军事格局也并没有实现高度统一，特别是中原三大军事集团内部更是问题多多。不过在这样一个乱世里，对战争时机的选择并不一定是要等到内部没有问题以后才进行，因为你有问题，敌人也有问题，等你的问题解决了，说不定敌人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折彦冲和杨应麒选择先发制人，不是乐观到认为新政权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是考虑到金国现在的问题比新汉政权多！这是一个以乱打乱的时代，金人也不会等到后方完全搞定再动手。因此一味等下去的话只会丧失战争的主动权。

    折彦冲在东北的胜利传来以后，中原兵将——特别是中下层兵将——竟集体发出了要求全面反攻的呼声，这种呼声显然和当初折彦冲等高层将领议定的战略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军方的高层也不能无视这种呼声，甚至有不少高层将帅本身也受到这种胜利氛围的感染，而主张“从权行事”！

    战场之事瞬息万变，有时候应该坚持既定战略，有时候又不应该太过拘泥，所以兵法中才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因此可以说一些将帅要求从权行事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中原军力一旦“从权行事”，那之前商量好的战局便会完全被打乱，新汉政权的整个政治、军事和外交都将承受起比之前那个方案沉重数倍的压力！

    可就在这时，新汉政权在中原军势的另一个弱点又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汉部在中原的民政有登州这样一个临时的行政中心，但其军事系统却缺乏一个有力的指挥中心！之所以会没有这个中心，倒不是折彦冲、杨应麒缺乏考虑，折彦冲亲自在东北主持大局，为了新政权内部政治的平衡而不能设立！

    如果按照原来的防御反击方略，那么新汉政权在中原各处的军事部署可以说是没有多少破绽的，因为燕云军、河东军和齐鲁军虽然各有统帅，但事前既有默契，在防御反击战中三方面彼此呼应的功能完全可以发挥出来。

    但这个格局防守有余，要主动出击便显得有所不足。更何况现在是要将整体战略从防守反击忽然变为积极进攻，无论是曹广弼、杨开远还是宗颍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出这个决策，而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折彦冲又远在东北战场，所以军方决策层对新形势便无法作出迅速的应变。

    在军方几大巨头里面，一向以保守闻名的杨开远是彻底反对临时转变攻守战略的，在他看来，在他看来，过分顺从这种不经深思熟虑的热情，将会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和杨开远相反，宗颍是主张主动出击夹攻燕云的。宗颍的这种考虑并不完全是一种短视。这时候新政权在中原的军事力量和汉部的主力队伍是不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是一路跟随折彦冲杀过来的死忠队伍，也不是从汉部境内召集、训练的正规军，而大多是由起于草泽的豪杰集聚而成。这些人大多经历过种师道时代到宗泽时代的几次大创痛，而每次的大创痛几乎都和旧宋政权的怯战有关。

    这种情况以各路义军最为明显，而王宣所率领军队里这种风气也很重，就是曹广弼旗下的大多数河东军兵将，也都是在“抗金”大旗而不是“拥汉”大旗的号召下团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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