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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望之死虽然影响甚大，但女真是方兴之族，精兵良将极多，宗望的继任人宗辅魄力虽不及乃兄，但亦足以承继其业。所以中原战局的主导权在宗望去世后仍然掌握在金人手中。

    这时北部中国的抗金力量主要有三支，分别是河东的曹广弼、汴梁的宗泽以及山东的王师中。此外陕西兵马虽未统一，但无论对金对夏都有不弱的抵抗力。

    当初开封府府尹空缺，那时李纲还在相位，他认为恢复旧都，非宗泽莫办，便奏请以宗泽守汴。

    宗泽到任之时，中原的局势十分危急，金人的游骑流窜于黄河上下，鼓声日夕相闻，汴梁内外人人自危。而京师在上次沦陷以后又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昔日的天子脚下，今日却成罪恶渊薮。

    为解决内忧外患，宗泽采取了三大策略。

    第一条就是峻法治盗。他传下严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依军法处置。宗泽在两河威望素重，执法又严，不久上下盗贼渐息，治安情况日渐好转，并惠及临近州县。农民开始归家，商人也重新活跃。

    第二条是在峻法治盗的同时，将已成气候的盗群收以为用。汴梁城破以后，各地起事者不计其数，这些人或为抗金之义军，或为扰民之流寇，而大多数则是抗金扰民两不误——毕竟这些起事者大多人本来就是一群饿得没办法的农民，这些人聚在一起以后没有像曹广弼这样完善的后勤补给系统，除了劫掠之外便没有更加方便的办法了。曹广弼起事之后虽然敞开大门招揽义军，但由于银术可大兵压境，所以忠武军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守战上，对义军只是来者不拒而已。有曹广弼在北部做缓冲，使得宗泽拥有了一个收服义军的时机与形势，加上他身具名份、威望、职位三重优势，汴梁又还有三四十万担粮草可以养兵，所以一竖义旗招纳流寇义军拱卫京师，登时附者如云。如河东王善、京西杨进均号称拥众数十万，前后都为宗泽所招解甲归降，宗泽动之以忠义，威之以军令，养之以积粮，化盗为兵，只数月间便有数十万人拱卫于河南河北诸郡县，道路为之一安，抗金力量也为之一壮——这些强盗出身草莽，敢拼敢杀，如果部勒得法，战斗力可比北宋末年的禁军强多了。而寇盗一变成军丁，中原的地方便安宁下来，汴梁与登州之间的商道也重新繁荣。

    第三条便是分遣兵马，依据地形在汴梁城外立坚壁二十四所，沿河鳞次筑连珠寨，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慢慢地陕西、京西诸路人马均愿听宗泽节制，两河人马一旦有了一个中枢加以调动，金人的马足便大受限制，再难以像之前那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而宋军也在这种形势下打了几场局部的胜仗。

    在宗泽的努力下，不但中原地面又短暂地恢复了宁定，上党忠武军的压力也大大减低了。

    由于宗望的去世，金军东路军在河北的布局出现了一个新旧交接的空隙，所以河北方面的压力暂时有所缓解。只是河东早被宗翰视为囊中之物，上党又是晋东南的战略要地，所以宗翰万万容不得曹广弼占据上党，但上党地势险要，曹广弼又守御得法，因此银术可几次强攻都无法将忠武军击溃，最大的战果，也不过是占据了隆德府一半的地方。银术可攻势强盛时曹广弼便在上党北部坚壁清野，又派山地兵迂回袭扰银术可的补给线；等到银术可兵势见软，便派精兵出城邀战。这一带都是山地，曹广弼的兵力并不比银术可弱多少，又占据着地利人和，所以能与银术可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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