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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陷落后，以往胡人北、汉人南的势力分布被完全打乱，中原地区的政治势力开始呈现犬牙交错的情况。大金、大宋和汉部的力量互相交叉又互相渗透，势力分布变得极为复杂。

    金兵入侵中原已逾年，但真正完全掌控的不过是太原、真定、保州等靠近燕云的地区，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还在为宋室坚守，宗翰之所以要打下汴梁，原因之一就是想取得宋廷的割地诏书命两河各州县的军民投降，不过宗翰没有算错汴梁的抵抗力，却算错了两河军民的气节。河东、河北乃是中原故地，自战国以来忠义勇劲便深入其民风之根底，这种精神近数百年来虽然不断遭到破坏，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民风仍然十分剽悍。宋廷割地诏书虽然发出，但两河尚未陷落的州县除了一个石州以外全部不承认这道丧权辱国的乱命。

    不过，在两次南下期间，金军毕竟已经沿着河北、河东两条主要道路打下了许多州县，并沿途设立据点，如河东的太原、汾州、晋州、绛州一带便为金军所控制。但这些地区之外的周边区域金人一时之间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征服统治。

    反过来，两河大部分州县虽然仍然在为大宋坚守，但由于几条主要的交通干道为金人所截断，太原、中山等战略要地为金人所占据，加上作为中枢的汴梁已经失陷，所以宋室虽然在两河仍拥有最大的领土面积，但这些七零八碎的领土不仅无法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而且大部分无险可守，所以面对金人的压力都有随时崩溃的危机。

    和大金、大宋相比，汉部在两河控制的领土最小——甚至可以说没有。沧州的地方士绅虽然已唯汉部马首是瞻，但挂的仍是拥护大宋的旗帜；而曹广弼占据了的上党也是如此。

    上党所在的隆德府位于晋东南，向西过威胜军就是河东地区的主干道汾河河谷，向东越过相州就能抵达黄河，而上党本身又是一个山盘河绕的险要之地，兼有煤铁矿产，所以曹广弼才会一来便相中了它作为根据地。这支义军一路北来声名越播越远，尤其在连续两次阻截金人归路后更是声威大振，两河有志抗金的英雄豪杰闻风而至者不数月就达数万人，临近州县听说这里能够避寇安生而涌来的移民更是不计其数。

    隆德府原本就有近十万民众，加上曹、种所率的两支义军以及新近来归的带来的军民人口已超过二十万。曹广弼从京师带出来的队伍里本来就有上千个知识分子，这些人里还有不少原本在汴梁就有官位，但虞琪处理起民政事务来仍感大不顺手——原来汴梁来的这些士人大多久居清要，擅长中枢之务而缺乏料理亲民之政的经验，这种情况到忠武军加入后才大大改观。

    忠武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显得有些奇怪的队伍，这个队伍麻雀虽小，但五脏具全，不但有数千专门负责战斗的战士和一个专门负责后勤的庞大队伍，还拥有大量的工匠、农夫和牧民，甚至还有移动学校、移动医馆和移动寺院！所以曹广弼的这个上党根据地一有忠武军的加入，整个地区的行政运作、手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很快就上了轨道。这时宗翰、宗望需要时间来处理这次冒险南侵的成果和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发动对上党的大规模围攻，这让上党拥有了进行休整的宝贵时间。

    而种彦崧在遇到曹广弼以后，也让忠武军的作用产生了质的变化。种彦崧这些年来虽然屡经历练，但他可以作为一军之将、一地之守，却并不具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和智慧，他不像曹广弼，并不知道自己带领这支队伍是要去做什么、怎么做，而只是东奔西走，在太行山内外游弋不定，对变乱的时局疲于应付而不知如何打开局面，所以他才没法完全激发出杨应麒交给他的这支队伍的潜力。但是遇到曹广弼以后，这一切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华元一六七八年四月，忠武军进驻上党，在这里各派势力的领袖人物聚集在壶关，召开了一次对两河影响深远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背景十分复杂，既有已下定决心为汉部打天下的文官（如邓肃）、将领（如李成），也有仍然心存赵氏的文官（如虞琪）和将领（如种彦崧），而王彦、马扩、郦琼等人的心思则更为复杂——他们究竟是仍倾向于大宋，还是已倾向于汉部，或者说仅仅是为曹广弼个人的魅力所吸引，也许此刻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曹广弼成功地把握住了在场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抗金！在大宋朝廷彻底沦陷的这个时刻，抗金的大旗足以把这些人凝聚起来。

    “宋廷的号令，我们不能听了！”曹广弼道：“他们已把两河给卖了！若是听从了他们的号令，那我们就得做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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