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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1980年9月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但是到1981年，口径出现了大转变。

    今年新年刚过，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一月七日发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卖。

    在一月底，国务院又发文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这两份文件林维桢都在报纸上看到过，因为电器店有营业执照，相当于经过工商局的批准，所以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允许销售电器之类的工业品，当时工商局就不该批复营业执照，既然批了，那就得给电器店背书。

    上半年首都周边地区还算风平浪静，闽粤等沿海地区倒是抓了不少人，多数是从事走私贩私的，还包括一些给走私贩私开方便之门的官员。

    年中开始，形式开始严峻起来。

    虽然报纸上没有明确报道，但林维桢还是能从中捕捉到蛛丝马迹，很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减产，甚至停产，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戛然而止，等等。

    这些迹象表明，中央遇到了财政危机，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丹尼尔刚才透露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比想象中的更严重。

    而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造成的，这当然也有迹可循。比如，为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政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以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

    同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因此最近有人开始鼓吹，经济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和“笼子与鸟”的理论。

    所谓的“笼子与鸟”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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