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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开饭馆等寥寥的几种生意需要店面外，现在的绝大多数个体户都是城市游击队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像迁徙的候鸟一般，哪里热闹往哪里钻，给人一种缺乏组织、散兵游勇的观感，所以人们更喜欢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称他们为“摆摊的”。

    路两旁差不多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摊位，吆喝声此起彼伏，随便扫了一眼，卖衣服的居多。

    因为沈婧的关系，谭沁对这些卖衣服的摊子格外上心，特意下车向摊主们打听生意情况。

    一连问了几个摊主，都说生意挺好，但就是太累，一大早揣着干粮拎着装满货的尼龙袋子赶公交车，到地儿后便开始扯着嗓门练摊，有时候忙得连坐下休息的工夫都没有。这仅仅是平时，倘若需要提货，必须凌晨两三点起床去批发商那里排队，去晚了一件货也拿不到。

    “怎么不租个门面？”，林维桢递给摊主一根烟，问道。

    摊主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面庞黝黑，借着打火机点着烟，笑道：“租门面干啥？我赚点钱不容易，干嘛要送给别人。再说了，现在眼红的人不少，万一哪天看咱不顺眼了，把咱给举报了，一逮一个准，跑都来不及”。

    这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林维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他不由得想到余老蔫的遭遇，虽然余老蔫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徒弟的忘恩负义，但也不能否认某些人因为眼红而对他落井下石。

    谭沁道：“现在不是有鼓励个体经济的政策吗？您一不偷二不抢，本本分分地凭本事赚钱，有什么好怕的？”

    摊主不以为然地撇撇嘴道：“上面说的再好听，下面的人不照办有啥用？这种事又不是没见过，我啊，也不求别的，只要能让我安安稳稳地赚点钱就成。你俩到底买不买？”

    谭沁觉得耽误了人家的生意，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挑了两双尼龙袜子。

    这里离家不远，两人索性步行溜达着回去。

    看着谭沁若有所思的模样，林维桢好奇的问：“想啥呢？”

    谭沁抬头问道：“你说政策会不会变？刚才听那人一说，我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要不咱们把生意停了吧，这段时间钱赚的越来越多，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那点钱也算多？”，林维桢在她脑门上弹了一指头，笑道：“你要是相信我，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老板娘”。

    谭沁捶了他一拳，跺着脚嗔道：“人家担心的要死，你还跟人家开玩笑！”

    林维桢道：“事关咱俩的身家性命，我敢开玩笑？”

    只一句话，谭沁便放心了，似笑非笑道：“你这么说我就信了，你这人，胆小怕死，哪能做自毁前途的事？”

    这到底是骂我呢还是夸我？林维桢大怒，瞪眼道：“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谭沁想起不久前他收拾自己的手段，不由得红了脸，甩了个白眼，啐了一口：“臭流氓！”

    林维桢得意地笑笑，左右一看，没有人，于是拉着她的小手，凑到她耳边，打算占点嘴上的便宜，还没亲到，便听到旁边的胡同里传来一声哀嚎。

    有人在打架！

    林维桢哪还有心思占谭沁的便宜，赶紧把谭沁拉到身后，生怕被殃及池鱼。

    哀嚎声越来越大，夹杂着几声叫骂，谭沁紧紧抓着林维桢的胳膊道：“咱们快走吧”。

    林维桢也不想多管闲事，正要转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传来的“随身听”三个字却让他止住了脚步。

    林维桢好奇地探头往胡同里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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