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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的路上，林维桢一边满腹心思地走着，一边不着痕迹地探小丫头的口风，没一会儿，便从谭沁口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今天是1978年3月3日，农历正月二十六，也就是说自己回到了四十年前。

    脚下的积雪是除夕那天下的，到现在还没融化，严寒将积雪冻得邦邦硬，一踩就咯吱咯吱响，听得林维桢呲牙花。

    接下来已经不用谭沁再介绍了，因为林维桢已经回忆起来了。

    去年年底恢复高考后，几乎所有在农场插队的知青都参加了高考，林维桢也是其中一员。林维桢自认为考得不错，但前天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林维桢却没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封。

    明天是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的日子，场长谭山便在今天晚上举办了一个欢送会，心情苦闷的林维桢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端着装满白酒的搪瓷缸猛灌，然后喝断片了，不知怎么就跑到附近的盐堆旁，躺在雪地里睡大觉。

    一个小时后，林维桢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睁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感慨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前世林维桢参加了三次高考，第一次是77年底，第二次是78年7月份，第三次是79年7月份，前两次高考都落榜了，后来才知道落榜原因，政审没通过，因为他父母进过牛棚。

    苍天在上，你真会跟我开玩笑，干嘛把我这个老头子送到这么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最不济把我送到一年后啊！

    看来还得多受一年的苦，怎么办？凉拌，熬呗。

    说到受苦，林维桢有点脸红，说实话，跟黄桥农场的其他知青比，林维桢算是很幸福了。

    他是73年下半年来到黄桥农场插队，跟他一起的还有来自首都、金陵、沪市等几个地区的140多个知青，当时他还不满15周岁，年纪最小，个头也不高，不仅受到知青们的照顾，更是被农场场长谭山安排住在家里。

    那些年纪大的男知青们可没这么好的待遇，得自己动手盖房子，睡得是大通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农场工作，倒不至于饿肚子，但也仅仅能混个饱饭，而林维桢却能在谭山家吃上肉，隔几天就打打牙祭。

    动乱期间，林维桢从来没放弃过学习，即便学校停课，也跟着父母和父亲朋友学习，所以功课一直不错，来到农场以后，也没停止过自学。去年农场中学复课，因为缺少老师，谭山介绍他去当初一的临时老师，虽然这是一个连民办教师都不如的临时工，但从此以后林维桢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很是轻松了一阵子。

    所以，林维桢一直对谭山一家挺感激的，如果没有谭山的关照，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来。

    接着将前世的经历仔细捋了一遍，79年考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读研，期间结婚又很快离婚，博士毕业后因为表现优秀，被推荐评选副教授，没想到却被举报搞师生恋。

    天见可怜，那个女学生确实对自己有好感，但自己根本就没那种想法，甚至连小手都没碰过，哪来的师生恋！

    可惜，那个时代师生恋是很严重的作风问题，毕竟那时可是有耍流氓罪，很可能吃7.62mm花生米。

    后来那个女学生以主动退学还了林维桢的清白，但时机已过，评选副教授的机会没了，更何况人言可畏，他也管不住别人的嘴，流言蜚语仍然汹涌而至。

    之后，他变得心灰意冷，也没再结婚，在讲师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年，最后才搭上了高校扩招的末班车，悬乎地评上了副教授，然后又在副教授位子上干了将近二十年，直到退休前，或许学校可怜他，让他以教授的身份退休了。

    那个世界的自己死后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用一句话来总结整个人生，那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回想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啊！上一辈子活得憋屈，这一辈子林维桢可不想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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